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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紀律、犧牲——長征精神的當代啟示
發布時間:2016-10-14 20:54    

  習近平總書記參觀“英雄史詩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時指出:“8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戰勝千難萬險,勝利完成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偉大壯舉將永遠銘刻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史冊上。紅軍長征的勝利,充分展現了革命理想的偉大精神力量。”

  紅軍長征展現的偉大精神力量的核心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堅守、鋼鐵般的紀律和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今天,回望長征,再一次重溫和感受長征精神,對做好新形勢下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和制度等各項建設具有極大的激勵和啟發意義。

  一曲壯麗的理想信仰史詩

  80年前的長征,以人類罕見的英雄壯舉,感動了幾代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民,已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紅色教育典范。毫不夸張地說,偉大的長征就是人類歷史上一曲壯麗的理想信仰史詩。

  人們常說,共產黨是靠貧苦百姓打的天下。其實,在由勞苦大眾為主體的隊伍中,還有一個出身未必窮困的群體。共產黨的高層人士,有的出身鐘鳴鼎食之家,出過國留過洋,見過大世面。這些出身豪門的共產黨高級干部,按照其才華或身世,本來可以享受一種有別于艱苦長征的富貴生活,但他們超越了普通人追求富貴享樂的低級趣味,舍棄豪宅華屋,在雪山草地間天當鋪蓋地當床,草毯泥氈扎營盤;拋卻山珍海味,甘愿在高原寒炊斷糧之際,皮帶野菜充饑,忍受饑寒交迫。這就是理想信仰的力量,這就是理想信仰的崇高境界。剝削階級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哲學,無法解釋紅軍將士的行為邏輯;資產階級學者關于人性自私的經濟學假設,在這些胸懷崇高理想信念的偉大人物做出的偉大舉動面前,變得蒼白無力。

  精神的力量能夠戰勝任何艱難困苦。正是信奉革命理想高于天,紅軍將士才表現出了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無數紅軍將士在長征途中能夠不怕犧牲、前赴后繼,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眾志成城、百折不撓,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種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覺悟的碩果,是中華民族持久蘊積的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

  長征精神是當下黨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活教材。95年來,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可否認,當前我們黨員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能夠做到克己奉公,勤勤懇懇地為黨和人民工作,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對于名譽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權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渴望。有的熱衷于拜佛求仙,不問民生問鬼神;有的信奉金錢主義,追求個人名利和享樂至上。一位曾榮獲“優秀共產黨員”稱號的某國企領導,竟然怨責自己被共產主義“這個口號騙了十幾年”。這種驚人的言論,已離共產黨員應該具備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十萬八千里了,嚴重損害了95年來共產黨員在百姓心中樹立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光輝形象。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就是理想迷茫、信仰動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不牢固。針對此,全黨有必要時時重溫偉大的長征精神,再次思考我們當初為什么出發,從中汲取繼續前行的信心和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理想信念教育,他指出,理想信念堅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標準,“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在紀念建黨95周年講話中,他再次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8800多萬黨員只有牢記我們黨的理想信念,不斷傳承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才能夠有力地應對時代風云變幻,成為堅不可摧的政黨組織。

  鋼鐵鑄就的紀律

  即便是曾經與中國共產黨為敵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欽佩當年毛澤東率領工農紅軍走過的萬里長征,認為其堪稱人間奇跡。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時代周刊》評論說:紅軍長征的勝利,“與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這個勝利來自于絕大多數紅軍將士堅強有力的團結一致,是鋼鐵般的紀律鍛造了鋼鐵般的隊伍。陳云曾化名“施平”在《共產國際》上介紹長征的紅軍將士們:“他們無時不顧及到革命的利益。黨給他們什么命令,他們都能獨立執行。他們自己想出主意來運用機動戰術,但是上級的命令則絕對執行。正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領導干部,所以這次偉大的西征才得到這樣巨大的勝利。”“每個紅軍兵士都曉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都是一些很好的傳統,我們要求每個兵士都要遵守。” (董必武等:《紅軍長征記》第472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然而,在長征路途中,黨內軍內并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發生了多次激烈斗爭。且不說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鋒,就是在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后,在軍事行動失利之后,依然有一部分紅軍將領認為,是毛澤東將紅軍帶入絕境,多次提出撤換毛澤東。特別是土城戰役失利,引發一些官兵對毛澤東的議論和不滿,懷疑“紅旗究竟能打多久”。而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則讓中央紅軍一度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1960年10月22日,斯諾問毛澤東:“哪個時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時期?”毛澤東回答,“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的時刻。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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