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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全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布局——《習近平復興中國》連載
發布時間:2016-10-14 20:54    

  2014年12月14日,習近平在江蘇考察工作時第一次提出了“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從“一個全面”發展為“四個全面”,中共用了12年。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全面”,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從“一個全面”升級為“兩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一個是目標,一個是手段。2014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擴展為“三個全面”。一個月后,習近平在江蘇考察時又提出了第四個全面,即“全面從嚴治黨”,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法治)和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領導,改革可能偏離方向,可能經不起驚濤駭浪;沒有法治,改革可能變成瞎折騰,即使改對了也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改革成果無法制度化。

  “四個全面”的定位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最初,這“四個全面”是作為全面完成十八大提出的任務、要求以及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提出來的,后來才將其定位為“戰略布局”。

  戰略布局問題始終是中共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認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了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其戰略布局有過三次權威表述。

  第一次是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進。”

  第二次是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刻領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三次是2015年2月2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首次把“四個全面”定位為中共的戰略布局,并強調其內在聯系:“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表述“四個全面”的話,可以說這個戰略布局的基本構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法治框架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如果打個比方的話,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建設一架性能良好的大飛機,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是全面小康社會,這架飛機上的乘客就是全體中國人民,他們要想安全抵達目的地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一支經驗豐富、技術過硬的機組成員隊伍;二是要有完備的飛行保障系統,如飛機場、地勤、雷達通訊等,全面從嚴治黨要打造的就是機組成員,全面依法治國要建設的就是飛行保障系統。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共現階段的戰略目標,它體現了中共以人為本、致力于讓全體中國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價值觀,也體現了中共立足傳統、面向未來的文明自覺。

  “小康”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文詞,它出自中國古代典籍《禮記·禮運》。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小康”社會理想意味著各項制度健全合理、人民豐衣足食、社會穩定安寧。

  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小康“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使用‘小康’這個概念來確立中國的發展目標,既符合中國發展實際,也容易得到最廣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用“小康”來表述四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水準,將“小康”概念注入現代化的框架之中:“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鄧小平當時設想,中國在20世紀末達到人均1000美元,這個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很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這可能是中共第一次明確提出“小康社會”這個概念,但此時鄧小平腦海中的小康主要還是以經濟指標來衡量的,還不具備中共今天所講的“小康社會”的豐富內涵。

  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即“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從鄧小平時代的1.0版本升級為2.0版本。5年后,在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中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則在十七大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將“小康社會”升級為3.0版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全面”,由新世紀之初的三個文明協調發展,擴展為包括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在內的“五位一體”協調發展。而且,在具體內容上與十七大報告相比,十八大對五個方面的各項指標和要求都更高,也更全面。例如,在經濟指標中,不僅強調國民生產總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增加了一項硬指標,就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這項指標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和共享發展的理念。十八大報告單列一章來論述政治體制改革,表明了中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見中外記者的講話和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都強調,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人民群眾對權利保障和政治參與的需求不斷增長,滿足人民群眾這些方面的需求應該成為今后施政的一個重點。

  十八大以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進入倒計時。倒計時也就意味著必須在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的各項指標。形勢不等人,習近平特別強調要補短板,尤其是農村和貧困人口這兩塊短板。

  習近平非常關注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在地方任職期間,他經常深入基層,和農民同吃同住,了解農民的所思所想,了解農村發展面臨的問題。在2000年前后他還先后出版過三本農業方面的著作,探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當選為總書記后,習近平多次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不能一邊宣布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扶貧標準線以下。如果是那樣,就既影響人民群眾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滿意度,也影響國際社會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認可度”。

  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大以來最為外界矚目的一是大力反腐,二是一攬子改革計劃。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此輪改革的決心之大、規模之宏偉都是罕見的。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道:“環顧當今世界,各國都在改革,尤其是近年來深陷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泥潭的西方各國,從美國到英國,從法國、意大利到日本,其政治領導人也無一不在大力呼吁改革、推動改革。但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說到做到、只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進程”,“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習式改革’對整個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應”。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前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根本性質和方向,揭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有原則有前提的,絕不能把現代化理解為西方化;后一句講改革總目標的實現形式和基本途徑,說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有具體要求和具體落點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覆蓋了“5+1+1”的廣泛領域,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改革,加上黨自身的改革,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整個改革涉及60個方面任務,336項具體改革措施,覆蓋領域如此之廣,這在中共歷次有關改革的全會《決定》中還是第一次。而且,從隨后的實踐來看,各個領域的改革,包括軍隊改革的力度之大超出人們的預料。

  當然,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時,并不是說沒有重點。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改革是有計劃、有步驟逐步展開的。總體來講,改革分三步走: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從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宣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確立,第一階段改革目標基本達到。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共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需要15到20年時間,十八大以來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際,完成社會體制改革。

  這并不是說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第一階段就沒有社會體制改革或政治體制改革,在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第二階段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或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說在不同階段的重心有所側重。事實上,在任何一個階段,三種改革都不同程度存在。在現階段,盡管是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心,但是經濟體制改革仍在進一步深化,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在有序展開。

  在經濟領域,此輪深化改革的目標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核心議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一方面需要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推動政府轉型,解決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和審批過多等問題,推動政府做好原來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適用范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適用于經濟領域,并不適用于政治、文化和社會等領域,雖然在文化社會等領域中的部分產業也需要善于利用市場機制創造供給,滿足人們不同層次、多樣化的需求。但是,文化社會等領域有不少公共服務的部分,比如,義務教育、公共文化服務、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居民的基礎養老等等是不能夠由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的。

  在社會領域,改革的目標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共治局面。其核心議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弄清楚哪些社會事務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承擔,哪些需要各自分擔。具體言之,有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深化教育、住房、醫療體制改革,推翻新的“三座大山”;擴大就業,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障空氣新鮮、水源清潔、食品安全。第二,構建合理的社會結構,逐步從目前的倒“丁”字型社會向“橄欖型”社會過渡。第三,培育社會,推動社會自身的發展。一方面建設服務型政府,另一方面培育社會組織。在此基礎上,加強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鼓勵社會組織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在政治領域,本輪改革有兩大亮點:一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力度空前,“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一正一反,厘清政府權力的邊界。二是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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