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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寫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
發布時間:2016-10-31 18:38    

  (一)最艱難的成功,不是超越別人,而是戰勝自己;最可貴的堅持,不是歷經磨難,而是保持初心。

  從神舟飛船把中國航天員送到“天宮”,到中國高鐵不斷創造新的世界紀錄;從“一帶一路”打開合作共贏的筑夢空間,到G20杭州峰會留下的中國印記……剛剛過去的這些日子,人們為“行進中國”的腳步震撼之時,也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執政黨。

  今年國慶期間,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給出的兩組數據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到1976年,27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31歲;1978年至2014年,作為衡量物質生活水準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長率是7.9%,比任何國家都高。“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和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偉大的”。觀察家感嘆,“只有理解了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這個走過95年歷程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也時刻面臨著如何理解自身的命題。如果說,帶領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壯麗征程;那么,讓一個黨員比德國等歐洲大國人口都多的大黨時刻保持初心、不斷煥發生機,無疑更是一個世界級的挑戰。

  打鐵還需自身硬。黨的十八大以來,滌蕩“四風”,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鐵腕反腐,黨心民心為之一振;強調“四個意識”,加強黨的團結統一,維護堅強領導核心;踐行群眾路線,倡導“三嚴三實”,推動“兩學一做”,深化黨內教育,鍛造合格黨員……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展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建黨95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管黨治黨,必須嚴字當頭,把嚴的要求貫徹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分別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正是要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嚴肅黨內生活,筑牢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根基。

  (二)“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為什么在管黨治黨中,黨內政治生活被放在首要的位置?

  1981年,人民日報刊發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的《關于黨風問題》一文,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抗戰時期,毛主席用電臺指揮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全黨全軍同志都無條件地執行。

  為什么僅憑“嘀嗒、嘀嗒”,就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讓全黨行動如一人?這是因為,延安時期,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有效的黨內思想教育,扭轉了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不正之風,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向黨中央看齊,維護中央權威、貫徹中央指令,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云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從古田會議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到延安整風建立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再到改革開放之初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95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錘煉黨性、砥礪品格,回答著這樣的關鍵性問題:黨員如何堅守誓詞,成為“政治上的明白人”?我們黨如何自我完善,成為一個“鄭重的黨”?

  25年前,一場“平靜的葬禮”將蘇聯埋葬。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人深刻認識到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健康的政治生活、嚴密的組織紀律,助力蘇聯戰勝德國法西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從官僚化、等級化,到放棄民主集中制、取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蘇共亡國亡黨也與黨內政治生活失序失常有關。列寧曾說,“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決定黨的戰斗力的,不僅是黨員數量,更重要的是質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正是要讓馬克思主義政黨既有真理的力量,又有人格的力量,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嚴明的紀律,在關鍵時刻信得過、靠得住、頂得上。

  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這些長期探索形成的治黨經驗,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范。什么時候嚴肅對待這些規范,就能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反觀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時期,往往也是政治錯誤集中爆發的時期。“左”傾路線大行其道,“反右”擴大化、大躍進,乃至文化大革命,給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造成重大損失,無一例外都是黨內政治生活出了問題。

  在許多人看來,建黨95年、執政67年的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亞洲乃至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政黨”。探求中國共產黨的秘密,一個關鍵就在于,中國共產黨能以經常性、嚴肅性的黨內政治生活,實現黨內團結,統一黨內意志,并把這個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便只是簡單的“嘀嗒、嘀嗒”聲。

  (三)“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1945年4月,“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這樣發問。

  “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1980年2月,改革開放大幕初啟,中國邁開追趕世界的步伐,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這樣發問。

  “你們都知道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2013年9月,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中央,朝著民族復興邁進,習近平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上這樣發問。

  三個歷史時期,三次深刻發問,貫穿其中的,是深切的憂患意識,是治黨的責任擔當。而不斷發展的,則是對不同時代命題的深刻把握、對不同階段任務的深邃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既賡續我們黨95年形成的優良傳統,又適應新時期的新特點、新挑戰,就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

  視之為黨旺盛生機的“動力源泉”,喻之為黨優良作風的“生成土壤”,強調這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標志”……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對黨而言,這是“解決黨內自身問題的重要途徑”;對黨員而言,這能不斷增強黨性,筑牢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深刻認識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認識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嚴重后果,才能不斷去“雜質”,全力防“污染”,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固本培元”,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激濁揚清”,讓歪風邪氣無所遁形;“立規明矩”,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以上率下”,領導帶頭立標桿、作示范;“繼承創新”,賡續優良傳統、不斷改進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方法論,圍繞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嚴格黨的組織生活等重點內容展開,保證我們黨能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勢”“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增強政治意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增強大局意識;“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增強核心意識;“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增強看齊意識……十八大以來,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讓“四個意識”成為8800多萬黨員的“思想底色”,使全黨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團結在一起,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論語》中說:“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如果黨內政治生活的大熔爐長期不生火,變成了沒有溫度的冷灶臺,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功能。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440多萬黨員,基本上都經受過革命戰爭的洗禮和對敵斗爭的鍛煉;改革開放之初,3600多萬黨員,絕大多數是1949年后入黨的;到2015年底,黨員總數已達8875.8萬,超過七成是改革開放后入黨的黨員。

  黨員結構的變化,折射出黨內政治生活的“時代命題”。身份轉變、思想解放,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組織管理模式變了、社會交往模式變了,如何應對時代場景的歷史變化?社會流動加速、利益多元多樣,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沖擊著黨員的思想、侵蝕著黨的肌體,如何應對廣泛深刻的社會轉型?

  黨內政治生活松一寸,黨員干部隊伍就散一尺。為什么少數干部“落馬”,腐化程度讓人吃驚?為什么有的地方從政環境惡劣,甚至演變成“塌方式腐敗”?為什么有的單位政治生態污濁,“潛規則”大行其道?種種問題,雖然各有成因,但都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黨員干部缺乏嚴格的黨性鍛煉。仔細審視一些黨員在信念、紀律、作風等方面出現的問題,無不與黨內政治生活的松懈有關。

  毋庸諱言,一段時間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不經常、不認真、不嚴肅的問題比較普遍。一是庸俗化。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原則講圓滑、不講正氣講“和氣”,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表揚和自我表揚”。二是隨意化。一些黨組織不按章辦事,黨內政治生活不及時、不堅持、不規范,黨內情況不通報不反映,黨內政治生活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三是平淡化。開會時看“出勤”而不講效果,討論時也發言而不管質量,習慣念報紙、讀文件,照本宣科走過場,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黨內政治生活重回正常化,讓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煥發出蓬勃生機,推動中國實現30多年的經濟騰飛。時隔3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將制定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也正是要以充滿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時代性的黨內政治生活,鍛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引領中國在新的起點上整裝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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