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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改革開放以來昆明農村生活的巨大變化
發布時間:2015-10-23 16:15    

目睹改革開放以來昆明農村生活的巨大變化

 

甄華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昆明農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在今天的年輕人聽老一輩人講起曾經的艱苦歲月,猶如天方夜譚,無法相信。

我生在農村,長在城市,對故鄉玉溪和五歲后一直生活的昆明市的農村有一些了解。

1954年和1955年,我隨母親兩次回過玉溪。其間,曾和表兄表弟們在三姨家的田埂上支起小鍋,煮過現摘的青蠶豆吃,也曾在一家翻身農民家里吃過女主人用當年的新麥面煮的面耳朵(1)。青蠶豆的清香,面耳朵的鮮甜至今難忘。街子天市場上擺滿了豐收的糧食和各種各樣鮮活的農副產品。熙來攘往的人流,翻身農民因為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有了生產自主權而發自內心、洋溢在臉上的幸福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難忘。

互助組、合作社、大躍進、人民公社,農村發生著急速的變化。城里的小學生在大躍進的年代里也曾在校園里建“小高爐”煉過 “鐵”,為“鋼鐵元帥升帳”挑過磚,抬過瓦。通過勤工儉學活動,以全市少先隊員的名義向先鋒公社捐獻了兩臺“東方紅”拖拉機。

從報紙上不斷看到糧食畝產幾萬斤、幾十萬斤的好消息,讓人興奮得不得了。又聽說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吃飯不要錢,還產生了“糧食多了吃不完怎么辦”的問題……但是到了1961年卻傳來了家鄉兩位親戚因饑餓患水腫病死了的消息。城市很快受到影響,副食品供應嚴重短缺,上級號召節約糧食上繳。這時我在昆七中讀初二,學校食堂用蒸“神仙飯”和煮“連湯飯”的方法提高出飯率,結果造成學生營養嚴重不良,幾十個同學患了水腫病,靠著市人委發的康復餅(米糠加紅糖做成的餅)、小球藻和特供面粉才恢復了健康。

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隨后又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1962年“七千人大會”左的錯誤主張和 “共產風”、“一平二調”得到糾正,農村情況大為好轉。城市重新有了副食供應,優先向學生供應了一些油、糖都比較充足的糕點如金錢酥、灑琪瑪等。飯店里也有了葷菜。我的一位表姐夫在調整當中從昆明開關廠回玉溪農村務農,帶頭成立公社建筑隊,有了一些錢,來到昆明,請我們全家到福順居美美地吃了一頓雞鴨魚肉,讓困了兩三年的我們解了一次饞。

比較直接地了解農村是19639月我到昆師讀書以后的事。

這時,城鄉群眾的生活都有了改善,農村的饑餓也沒有了,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供應也有了保障。每人每月有 100菜油, 200豬肉(回族是牛肉),還發了糖票、糕點票、豆腐票、干菜票等各種票證,逢年過節還有禽、蛋、魚、花生等供應。布票、線票也多了一點。農村大食堂早已解散。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的口糧有所增加。允許社員養雞、養豬,生產隊有了菜地,能給社員分菜,條件好的生產隊還能給社員分點黃豆,讓社員有豆腐吃。這樣,摻點瓜菜就能填飽肚子了。有的地方社員有小塊自留地,種點包谷、烤煙,社員養豬、養雞就有了飼料,也能抽上老板煙(2),有點鹽巴辣子錢。

但農村生活仍然比較貧困,社員收入少,糧食也還是緊張。

昆師三年,我先后到過上莊、北倉、蒜村和滇池邊的金牌村勞動,還在北倉辦過夜校,畢業實習也在北倉。每次到農村,吃、住都在貧下中農家里。北倉條件比較好,吃大米飯,每頓都有兩樣蔬菜和一樣咸菜,下午勞動間歇,大隊還為我們準備晌午。有糯米飯、豌豆粉、還有香噴噴的老臘肉。社員家里就難得有肉了,哪怕是老臘肉。金牌村產稻米,又可下滇池捕魚,條件也比較好。記得勞動當中我感冒發燒,我在的那家社員還為我做了豆腐。蒜村屬半山區,山地多,稻米少,包谷多。我們在社員家里吃的就是凈包谷飯,苦菜沒有油炒,就用清水煮,再把干辣椒放在灶洞里燒糊用手捏碎放點鹽、加上點煮苦菜的水就是蘸苦菜吃的蘸水。幾乎頓頓吃這一樣菜。

當時的農村,社員要吃肉必須自己養豬。省下點口糧、自留地種點包谷、小孩每天去找點豬草,豬的飼料就有了。養一頭豬必須交半頭到食品站,自己吃半頭。通常是春節前殺豬,過年吃一點,剩下的腌起來,時不時能吃點臘肉解解饞,

農村的住房用土坯砌墻的是多數。一般只對內墻進行粉刷。條件好一點的人家才對外墻進行粉刷。更有少數人家為了省工,采用干打壘的方式筑墻。屋頂則有瓦房和草房兩種。社員的住房沒有磚房,也少見樓房。除非是土改時分的地主的房子。

村子里的學校幾乎都是寺廟。

深入了解農村是在我到呈貢農村工作之后。

在呈貢的十四年,我先后在過石城(屬海晏校區)、大河、吳家營和呈貢二中等幾所學校。多數農忙假我都在公社里協助辦公室主任辦《春耕戰報》或《三秋戰報》。先是在大漁,后是在關家營。來往于大隊和各生產隊之間,還參加大隊、生產隊的一些會議。平時我和大隊、生產隊干部也有交往,和學生、學生家長也比較談得來,所以對農村情況和社員生活也就有更多的了解。

石城村屬半山區,水田產稻谷、小麥、油菜和蠶豆,山地產包谷,還種一點烤煙。村里有一個酒坊,一個烤棚。經濟來源單一,集體收入低。每10分工分分值只有4角左右。只有地、富、反、壞、右之外的男勞力一天才能記10個工分。按每年3000工分算一個強勞力一年也只有120多元的收入。糧食按“三七開”分配,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這樣一來,勞動力多的人家不夠吃,只好“瓜菜代”,“平時吃稀,忙時吃干”了。小孩多的人家反而吃不完,可以拿到 “黑市”上賣,賣得的錢再來交口糧錢。石城的人均口糧是每人每年 150千克 左右原糧。加工后可得 100千克 左右凈糧。口糧當中,蠶豆、包谷占了很大的比例,平時吃的當然是雜糧多于米飯了。

大河原是水田,糧食產量也比較高,加上漁業生產和加工粉絲等副業收入,集體收入高于石城,每10 分工分分值可以到6——7角,人均口糧也高于石城。在落實人民公社 60條以后已基本沒有缺糧的情況。

吳家營比石城、大河要更好一些,糧食之外盛產水果。4個生產隊都有榨菜籽油的油坊。吳家營出產的耐火泥供應著省內許多冶金單位,集體收入、社員收入和口糧都高于石城、大河。

當時,呈貢最好的是“金斗南”、 “銀梅子”。10分工分的分值曾達到15角以上,一個強勞動力年收入可達到450元以上。至于七甸和馬金鋪等山區生產隊生活就比較困難,馬金鋪盛產水果——寶珠梨的幾個生產隊情況好一些。尤其是缺現金,供孩子讀書困難大。

農民生活中最缺的還是副食品。自己養雞可以有一點雞、蛋,但除非婦女坐月子等特殊情況,一般都舍不得吃。孩子讀書、家人生病、全家衣服、日常用品、鹽巴辣子都指望著拿雞和蛋去賣了換錢。要吃豬肉就只有省下口,加上小孩找來的 “豬草”,自己養豬。直到改革開放取消糧油統購統銷,副食品放開供應之前,農民都是養一頭豬自己只得一半。遇到娶媳婦、嫁女兒,就必須養兩頭豬,交一頭到食品站,才能殺剩下的一頭來辦喜事。那時的婚宴都是豬八碗加小菜。呈貢條件好,有點雞蛋和魚。農村的客人提著米來,非農村戶口的客人要交糧票。

穿衣穿鞋要靠布票、線票買布、買線來做。布票發得最多的一年是117尺多,夠做一套大人的外衣,最少的一年只有17寸,勉強夠縫一條汗褲。對農民來說,穿襪子的很少見。穿不起毛料,化纖多是進口,如日本的“快巴”,比棉布貴很多,當然也穿不起。1970年代,有了國產的滌綸,一種毛藍(陰丹藍)滌卡縫成的“四吊包”男裝上衣(上衣有4個口袋),因為色澤鮮艷不掉色,耐穿,式樣與當時最時髦的軍裝相同而成為呈貢一帶新郎的結婚禮服。“毛藍”也因此被稱為“姑爺藍”(新郎叫新姑爺)。“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被認為是艱苦樸素優的良傳統。穿補丁衣服是光榮的,衣服沒有補丁是不正常的。記得吳家營公社樓上住著兩位姑娘,用兩部縫紉機為公社干部、學校老師和其它企事業單位人員補衣服,補得最多的是雙膝和臀部。因為對稱,倒也不失為一種美。領工資的人都還這樣,農民的穿著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轉一響”(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四季衣裳”(能按四季穿衣)是當時城鄉女青年找對象的理想條件。在農村,能達到這樣條件的人家實屬少之又少。因為這些都要憑票,并且“三轉一響”的票不是每家每年都有。

農民難得出遠門。乘長途車和住宿都要憑大隊蓋公章的證明。農民一般只是趕趕街,走走親戚,多半是步行。年輕人條件好的有輛自行車,就令人羨慕不已。人多路遠時就坐馬車或拖拉機。呈貢縣只有縣革委有一輛老式帆布蓬的北京吉普,筆者有幸因公坐過兩次,又悶又顛,難坐死了。

1980年我調到官渡區大板橋,正趕上改革開放的好時光。愛人和兒子屬農業戶口,也承包了一畝三分田。大板橋有田也有山地。據《大板橋村志》(2011年云南科技出版社)記載,三年困難時期也因為饑餓而出現過大量水腫病人,饑餓加上超強勞動,導致許多婦女過早絕經,出現不育和子宮脫垂。1979年我初到大板橋,吃的還是包谷、大米兩摻飯。1980年以后開始吃凈大米飯。隨后糧、油、肉、蛋等敞開供應,農民的公糧交得越來越少,最后,延續了幾千年的“皇糧”終于永不再交。農民也有了身份證,無論到全國哪個地方,都不需要再到生產隊、大隊打證明了。

大板橋也和全國農村一樣有了專業戶、個體戶。隊辦企業也承包給了個人。勤勞致富受到鼓勵,一批村里的能人成了“萬元戶”。那時,“萬元”在老百姓眼中是個天文數字。大板橋的交通運輸業、建材業在全市全省出了名。一些中斷了幾十年的傳統行業重新煥發生機。萬元戶發展成了十幾萬元戶、幾十萬戶、百萬元戶甚至千萬元戶。

1980年代開始,昆明郊區我所熟悉的幾個村子,農民的吃、穿、住、行都在日新月異地變化著。

吃飽早已不成問題,于是人們開始要求吃好,講究營養和科學飲食。到了1990年代,大多數人家是葷菜天天有,雞、鴨、魚、牛、羊肉成了農家餐桌上的尋常菜品。21世紀海鮮、山珍也開始上了農村婚宴的席面。多數年輕人平時沒有一兩個暈菜吃不下飯。人們吃肉要吃瘦的,而不是象過去那樣要買肥一點的要到食品站拉關系走后門了。

“四季衣裳”成了人們穿衣的最低標準。今天的農村,人們常年有幾套甚至十幾套衣服也很平常。衣料講究無害,要棉、毛、麻、絲;冬天要輕、軟、暖,夏天要輕、薄、涼爽。無論那個季節,條件好的還要講究款式。年輕人還講究品牌和個性化。越來越多的女性戴上了高檔戒指、手鐲、項練和耳環,穿婚紗、照數千元甚至萬元的婚紗套相也成了農村婚禮的必有節目。衣、帽、鞋(靴)、襪也與城里人完全一樣。如果不開口講話,已經無法區分農村人和城里人了。

30多年的時間里,村民的住房經歷了多次變化,從土坯房、茅草房、瓦房到磚房,從平房到樓房,從磚混結構到框架結構,再到貼瓷磚、鋪木地板或地磚,有客廳、有臥室、廚房、衛生間、陽臺、太陽能熱水器,水電齊全的樓房,一戶一幢,一幢多層,一層12單元。有車的人家都在一樓留有車庫。我所熟悉的北倉、上莊、右營、蒜村、石城、大板橋都是這樣。原屬呈貢縣大漁鄉的大灣、大河等村子已劃入滇池旅游渡假區,面臨更大變化。而吳家營辦事處的各個村,已經變成 “呈貢新城”或大學城的一部份,變化之大,讓我這個對吳家營原本十分熟悉的人完全找不到這些村子的位置。村民們也都住進了跟市區新建小區一樣的回遷房。在城中村的改造和新農村的建設中,村中道路實現了硬化。鋪了水泥或瀝青路面。從此,農村告別了泥濘。每一個村都有了多個小公園、小廣場,供村民象市區的人一樣休閑、娛樂和健身。有的村,比如大板橋還建起了象模象樣的大舞臺和與之配套、能容納千人的廣場,逢年過節都有滇劇、花燈和歌舞演出。“三轉一響”已經被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代替,電視達到了普及并且絕大多數是彩電,只是有尺寸大小的區別。洗衣機家家都有,大多數是全自動。有電冰箱的人家越來越多。這新“三大件”加上轎車甚至越野車、電腦,成了許多人家女兒出嫁時的嫁妝。過去在城里都十分稀罕的住宅電話早已在農村普及并很快又被年輕人幾乎人手一部、老年人使用也越來越普遍的手機代替。隨后又逐漸被功能越來越多的智能手機取代。數碼相機、攝像機在農民當中隨處可見。村民小組辦公都實現了網絡化。

村民人均年收入較改革開放前普遍翻了幾十倍。大板橋連續多年人均收入都在萬元以上,北倉地區僅股份制合作社分紅各組人均就在2000——30000元不等。右營股份制分紅人均也在3000——10000元。此外,農民還有租車、租房和個體經營收入。相對差一點的蒜村,股份制分紅也在數千元。昆明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已經實現全覆蓋。大板橋等地還辦起了面向55歲以上孤寡老人的愛心食堂。

過去只能步行、騎自行車或坐馬車、拖拉機出行的農民,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私家車。北倉每家至少有1輛轎車,多的有23輛。全村共有奧迪30多輛,長安QQ全部被淘汰。右營每家至少也有一輛轎車,其中 不乏奔馳、寶馬、路虎等名車。大板橋轎車也在百輛以上。大河一村就有私家車600多輛,吳家營的私家車了也不比大河少,石城私家車也在200輛以上。

有車、有錢、有時間,外出旅游也就成了村民生活的重要內容。或自駕、或乘火車、飛機、輪船;游完省內游省外、游完國內游港、澳、臺,再奔東南亞、韓國、日本,然后是俄羅斯、東歐、北歐、澳洲、北美、非洲、中東……

昆明市早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村民們的孩子從小學到初中不但免學費,國家還提供免費教科書。

這些變化對于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是做夢也沒有想過的。

當然,目前昆明農村仍有些比較貧窮甚至相當貧窮的地方。由于交通和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原因,小哨的金鐘山、大板橋的楞口、野毛沖,尋甸、祿勸、東川、晉寧等地的少數山區還做不到天天有肉吃,住房條件還比較差,沒有“四季衣裳”,電視機、電話還沒有普及,洗衣機、電冰箱還屬于奢侈品……但農民溫飽無憂,補丁衣服也難以見到了。并且在各級政府的扶持和社會各界的關懷下,山區經濟加速發展,農民生活不斷改善也是不爭的事實。

總之,昆明的城鄉差別在不斷縮小,農村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注:

(1)    新面:當年收獲的新麥磨的面。面耳朵:面片、面湯。

(2)    老板煙:土煙。采下煙葉,不進烤棚,直接曬干,卷成的煙卷。

(3)    上衣口袋有4個蓋的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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