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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促進社會和諧的正能量
發布時間:2015-11-06 09:40    

 

方向明

 

中庸是儒家哲學思想的至高境界,是儒家思想中蘊含的辯證法。中庸也是儒家至高無上的道德。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然而,由于與斗爭哲學相左,所以中庸一直受到曲解,一再受到批判,被冠之以“折衷主義”的帽子。一般人也誤以為中庸就是不講原則,“做老好先生”。于是,中庸成了一個貶義詞。

 

其實,中庸的本義并非如此,中庸主張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恰到好處,不走極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各種情感蘊含于內心沒有生發時(平靜而不偏頗)這種狀態叫“中”;生發出來而合于節度(沒有過不與不及)這種狀態叫做“和”。(天與人是相通的)“中”是天地萬物的本來狀態;“和”則是天地萬物共遵的天道。人達到“中和”的狀態,天地上下便各安其位,萬物也都欣欣向榮。好走極端,即違背自然界和事物發展的規律,逆天行事,總是要受到懲罰的。

 

至于不分是非,做老好人,兩邊討好,八面玲瓏,那不叫中庸,而叫鄉原(鄉愿)。孔子對之深惡痛絕。孔子曾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轉自《孟子·盡心下》)孔子還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猛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就是說,得不到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做朋友,那一定要與狂傲者和狷介者做朋友,因為狂傲者有進取之心,狷介者有所不為。孔子認為“過猶不及”,這是對中庸的高度概括。孟子也說:“仲尼不為己甚者。”孔子贊揚顏回:“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對子路的過激則有所批評。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并且,“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提出了一個區別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而且指出:小人之所以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小人反中庸,搞極端。

 

如果姑且不論唯心唯物,那么,中庸包含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相通的。當然,與老子、莊子、老黑格爾也是相通的。毛澤東在其重要(也是主要)的哲學著作《矛盾論》中指出:“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任何事物都是物極必反。如果走到了極端,也就是創造了“過”這個條件,就會向著相反的方面轉化。“欲速則不達”、“樂極生悲”等等,都是這個道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左得瘋狂的張國燾,轉化為右得可恥的張國燾,極左的“四人幫”,轉化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這些,也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庸,恰是避免走極端,防止這種轉化的一大法寶,也是我們識別一些人的真偽的很好的武器。

 

走極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叫做極端主義。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或者說是原教旨主義,往往抓住某種宗教,或是某種學說中的某一點,加以無限夸大,而不顧其他內容。例如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抓住“去惡”這一點,置教義中原本包含的仁愛、慈善、和諧等內容于不顧,結果,使他們所認為的伊斯蘭教變得恐怖、可怕,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塔利班、基地組織和所謂“黎凡特伊拉克伊斯蘭共和國”、“東突”、“東伊”,莫不如此。號稱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波爾特和他的戰友們,記住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階級斗爭的提法,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忘記了共產主義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道德普遍高尚的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在一個生產力極其落后,物質財富極端貧乏的國家,剛一取得政權,就企圖馬上實現共產主義。于是,取消貨幣,取締市場,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用把城市人口強制趕出城市的方式“消滅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用消滅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方式,“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從肉體上消滅“剝削階級”(其中很多人算不上剝削階級)。結果,使這個僅有幾百萬人口的小國人口銳減,真正是禍國殃民。而他們自己的結局也十分悲慘。顯然,這樣的結局,與波爾布特們的初衷是大相徑庭的。這也是“過猶不及”的一個最極端也是最慘痛的例子!

 

“矯枉過正”往往走向極端,走向反面。這是古今中外的歷史早已證明了的真理!

 

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小農經濟(現代則是城鄉小生產)傳統和帝王專制統治,加之兩宋以后如《水滸傳》所代表的游民文化的影響,因而具備了極端思想和民粹思想生長的最肥沃的土壤。但是,由于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流傳統文化(不包括法家的權、術、勢)的制約,對其社會的危害一般情況下還不算嚴重,而在我們“打倒孔家店”,對儒家思想不管精華還是糟粕統統大加撻伐,特別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樣“批倒批臭”之后,極端思想、民粹思想和游民文化就得以大行其道,雖然他們往往以革命的名義出現。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造反有理”和“大民主”就是。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做了比較好的概括:

 

“……中國人近年來的物質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個人的自由度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寬松,但人們的幸福感卻沒有多大的提高。因為財富分配不公,少數人利用不正當的手段致富導致的貧富懸殊已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發戶們的驕奢淫逸、張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層百姓的仇視,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與權勢的勾結又制造出種種的惡政和冤案,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種仇官心理。仇富與仇官的心理借助網絡這一現代化的傳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階層談網色變,惡行有所收斂,但網絡自身也成為藏污納垢的場所。”

 

顯然,網絡是柄雙刃劍,既有助于反腐,又為極端思想和極端行為提供了擴大傳播的平臺,威脅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于是,在這個本已十分狂躁的年代,暴力事件頻發,芝麻大點小事,也會引發暴力沖突。不信法律而迷信暴力,有了矛盾糾紛,或者自感委屈,“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該“出手”時也出手。動輒拳腳甚至刀棍相向,把對某些人某些事的不滿,拿來向社會報復,濫殺無辜,對生命毫無敬畏之心,手段殘忍,令人發指。更有一位拉大旗作虎皮的教授,公開鼓吹“要以激化社會矛盾為策略”對抗黨中央。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儒學聯合會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

 

面對極端思想、民粹主義和游民文化等錯誤思潮對社會和諧構成的威脅,防止這些錯誤思潮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首先當然是要加大反腐力度,長期持久地打虎滅蠅,使反腐制度化、法治化,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消除分配不公,法治不彰等不合理現象,還社會以公平公正,縮小貧富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同時,要在大力宣傳、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積極的養分。而作為蘊含著辯證法的儒家哲學思想至高境界和至高無上道德的中庸,正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養分中,最有營養價值的部分,理所當然地應該包含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之中。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的正能量。

 

以儒家中庸的正能量,消減、化解偏激、極端、民粹和游民文化的負能量,實在是我們當下的緊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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